根据规定诈骗数额扣成本吗？

本文探讨了诈骗数额中是否可以扣除犯罪成本的问题。诈骗成本并非所有情况都可以扣除，需要根据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对被害人是否具有利用可能性以及能否实现预期交易目的来区别直接成本和反对给付作不同处理。在存在反对给付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犯罪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全面审查其对弥补被害人所受财产损失的有效性。同时，在诈骗案件被发现之前，已经返还的诈骗数额可以扣除。对于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就与他人签署合同的行为，不能一

法律分析

关于是否在诈骗数额中扣除犯罪成本的问题，我们需要指出以下几点：首先，在判断诈骗数额时，并非所有情况都可以扣除犯罪成本。

关于犯罪成本能否从诈骗类犯罪的数额中扣除，应当重点关注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对被害人而言是否具有利用可能性，能否帮助其实现预期的交易目的，是否能够弥补其受到的财产损失，再区别直接成本和反对给付作不同处理，而不能仅仅因为犯罪成本是行为人为了实现犯罪既遂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主张一律不予扣除，或者机械地比较被害人丧失和取得的财物的客观价值，不考虑利用可能性，一律将犯罪成本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2、在存在反对给付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犯罪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全面审查其对弥补被害人所受财产损失的有效性。

如果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对于被害人具有利用可能性，可以实现被害人预期的交易目的，能够有效弥补被害人所受的财产损失，则意味着支出该犯罪成本有助于恢复被侵害的法益，相应的，该犯罪成本所对应的财产价值应从诈骗类犯罪的数额中扣除。

3、在司法实践中，这一类犯罪成本常表现为货币、黄金等形式，可以固定地充当交易媒介，衡量商品价值，具有一般等价物的属性。

例如，行为人向被害人购买机床，承诺先期支付部分定金，待被害人交付机床后，再分期支付剩余货款。后行为人如约向被害人支付了定金，但其在收到被害人交付的机床后，立即将机床转卖给他人，并携款潜逃。由于被害人交付机床的目的就是获取机床的对价，行为人支付的定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被害人的交易目的，弥补其因交付机床而受到的财产损失，故该定金应从行为人的犯罪数额中扣除。

二、诈骗案件被发现之前，已经返还的诈骗数额可以扣除吗?

1、诈骗案件被发现之前，已经返还的诈骗数额可以扣除。

(1))在具体认定诈骗犯罪数额时，应把案发前已被追回的被骗款额扣除，按最后实际诈骗所得数额计算。

(2)在具体认定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时，应当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

2、准确区分犯罪成本和“案发前归还”

案发前归还”是指，行为人在诈骗类犯罪既遂之后、犯罪事实被侦查机关发现之前，主动或被迫返还给被害人的物质利益，其与犯罪成本尤其是反对给付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案发前归还”与犯罪成本所处的时间节点不同。归还属于事后返还，发生于诈骗类犯罪既遂之后。也就是说，行为人应当先实施诈骗的实行行为，待实行行为终了，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实际控制财产之后才有归还财产的可能。

如果行为人向被害人转移物质利益时，诈骗的实行行为尚未终了，被害人尚未处分财产，行为人没有实际取得对财产的控制权，且行为人意欲转移的物质利益是被害人处分财产的前提，则行为人这种先期给付物质利益的行为就不属于“案发前归还”，而是支付犯罪成本。

(2)行为人在归还财产和支付犯罪成本时所持的主观心态不同。“案发前归还”属于行为人在诈骗类犯罪既遂后对被害人所做的事后弥补，其归还的目的主要在于修复被侵害的法律关系。而在支付犯罪成本时，行为人的目的不是弥补被害人所受的财产损失，而是获取被害人的信任，加快犯罪进程，尽快实现犯罪既遂，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性。

(3)“案发前归还”和犯罪成本所针对的行为对象不同。“案发前归还”和犯罪成本都涉及物质利益的给付和接受，两者的给付主体一致，都是诈骗类犯罪的行为人，但接受主体却有不同。反对给付与“案发前归还”的接受主体是被害人，直接成本的接受主体是于行为人和被害人之外的第三方。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就与他人签署合同，涉嫌犯合同诈骗罪吗?

1、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就与他人签署合同，不一定涉嫌犯合同诈骗罪。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可能涉嫌犯合同诈骗罪。

2、判断有没有履行能力的方法：

考察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不能只根据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区分诈骗与合同纠纷的标准。但是，也不能否认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在某种情况下对于是否具有骗取财物的目的，又有着重要意义。

诈骗的数额与诈骗犯最终可能会受到的刑事处罚直接相关，在审理诈骗案件的时候，需要结合等提交的证据，判断犯罪分子具体骗了多少钱。若是对诈骗数额扣成本吗还存在其他的疑问，点击下方“立即咨询”按钮专业律师可在线为您解答。

拓展延伸

诈骗罪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行为，行为人通常会通过欺骗、虚假陈述等手段来获取被害人的财产。然而，在判断诈骗数额能否扣除犯罪成本时，需要关注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是否对被害人具有利用可能性。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诈骗罪的共犯应当与主犯一并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诈骗罪共犯，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然而，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并非一定能够成为诈骗罪的从重情节。

具体来说，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包括用于犯罪活动的费用、用于个人消费的财产等，这些成本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直接相关。因此，在判断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是否能扣除诈骗罪刑事责任时，需要综合考虑这些成本是否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关联性。

同时，被害人自身的因素也会影响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是否具有利用可能性。例如，被害人自身的防范意识、对犯罪行为的认知程度等因素，都会影响其对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的认知和评价。

综上所述，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并非一定能够成为诈骗罪的从重情节。在判断诈骗数额能否扣除犯罪成本时，需要关注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是否对被害人具有利用可能性，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结语

在诈骗案件中,是否可以在诈骗数额中扣除犯罪成本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然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判例判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判断诈骗数额时,并非所有情况都可以扣除犯罪成本。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应当重点关注行为人支出的犯罪成本对被害人而言是否具有利用可能性,能否帮助其实现预期的交易目的,是否能够弥补其受到的财产损失,再区别直接成本和反对给付作不同处理。在存在反对给付的情况下,应当根据犯罪成本的不同表现形式,全面审查其对弥补被害人所受财产损失的有效性。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诈骗案件被发现之前,已经返还的诈骗数额可以扣除。然而,在具体认定诈骗犯罪数额时,应把案发前已被追回的被骗款额扣除,按最后实际诈骗所得数额计算。对于行为人为实施金融诈骗活动而支付的中介费、手续费、回扣等,或者用于行贿、赠与等费用,均应计入金融诈骗的犯罪数额。而对于没有实际履行能力就与他人签署合同,不一定涉嫌犯合同诈骗罪。

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最高人民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第十二条 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实施前款行为，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二十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资金一百万元以上逾期未还的，或者造成金融机构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上述方式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修正）：第二编 分则 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 第一百九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最高人民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 第五条 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包括以下情形：

（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

（三）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

（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